黃士陵字牧甫，一作穆父、穆甫，晚年別署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游窠主， 先后又有蝸篆居、延清芬室、 舊德鄰屋、古槐鄰屋等齋號。其印作取法廣博，結(jié)字自然，刀法凌厲渾穆，于清代印人中獨樹一幟，于浙皖兩派外另辟蹊徑，其印風(fēng)流布，稱“黟山派”，直與浙皖兩派鼎足而三，藝術(shù)成就足與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輩抗衡，為晚清藝壇一大家。
黃士陵印四方
黃氏篆刻，早年師法皖浙兩派，此次于西泠秋拍中面世的四方黃士陵印作中，年代最早的一方便是黃士陵擬仿皖派宗師鄧石如所作，印文曰“愛畫工書能琴善病”，線條與結(jié)字無不流露出濃郁的鄧氏風(fēng)貌，而其用刀卻不時流露出浙派切刀風(fēng)味。其在邊款中記述了創(chuàng)作此印的經(jīng)過：同治甲子，見此印于馬骨董家，或謂完白先生手作，以贈涇上趙侍御者。匱于貲，不可得，而徘徊又不忍遽舍，因仿治一石，復(fù)恨無所用，贈人又難其人，置行笥中十余年矣。今年秋，感季貺周太守知，聽其言論，觀其容兒，讀其著作，知廣陵散尚在人間。吁，十余年來僅一遇其人，竊喜是印不終湮于囊篋，而太守之所樂者豈特此哉，此其小焉者也。因記顛末于石，用紓夙愿云。壬午十月廿五日，后學(xué)黃士陵志。按其自記，此印作于同治甲子（1864）年，壬午（1882）年贈周星詒時重為補記，其時年方三十三歲，而作印時僅十五歲，以十五歲少年而有如此造詣，實為天縱奇才，而此印也是目前可見黃氏年代最早的作品，于研究黃氏一生治印軌跡亦為不可多得之?dāng)?shù)據(jù)。
游居廣州的經(jīng)歷于黃士陵的藝術(shù)生涯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八八一年，三十二歲的黃士陵游藝廣州，曾入張之洞、吳大征所設(shè)的廣雅書局，后來又曾受邀于湖廣總督端方幕府，從事經(jīng)史、金石圖籍的校刊、編拓。著名的《十六金符齋印存》及《陶齋吉金錄》等書即是他襄助編拓的。他因此也獲得了研究大量金石文字資料的良好機緣，使得他在古文字學(xué)及碑刻、璽印學(xué)方面有了精深的修養(yǎng)，這在晚清印人中是十分超卓的，也使得其印藝發(fā)生了很大的飛躍。對于清代印人的取法，他于趙之謙用功尤深，他說：“趙益甫仿漢無一印不完整，無一畫不光潔，如玉人治玉，絕無斷續(xù)處，而古氣穆然，何其神也” （《歐陽耘印》邊跋）。可見其深得三昧。趙之謙認為：“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而在渾厚”，黃士陵則說：“漢印剝蝕，年深使然；西子之顰，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季度長年》邊跋），可謂同氣相求，此次西泠秋拍中的一方“陽湖許鏞”印，正是受趙之謙影響而作，他在邊款中記曰：“一刀成一筆，古所謂單刀法也。今人效之者甚伙，可觀者殊難得，近見趙撝尗手制一石，天趣自流，而不入于板滯，雖非生平所好，今忽為撝尗動，偶一效之。振老以為何如。癸未荷花生日，牧父志于羊石。”癸未為1883年，其年黃士陵三十四歲。此印以單刀出之，結(jié)字布白一任天真，不加雕飾，是黃士陵一生中不多見的以單刀法所作的佳作之一。而另一方為傳卷樓主人所作的九字白文藏書印，刻得平正厚重，線條微帶遲澀，亦不難看出其與趙之謙印作之間的關(guān)系。
四十歲以后，黃士陵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強烈的個性風(fēng)格，以后未再有大的變化而逐步趨于精能老到，其成熟期的作品氣勢沉雄，刀法亦益為樸茂渾穆。“翕懷”朱文長方印，乃為翕懷齋主人所刻，未署年款，檢黃氏印譜中有同為翕懷齋主人所作“翕懷齋印”，款署“甲午四月”，其時黃士陵四十六歲，此印亦當(dāng)屬同一時期。印作長方，二字上下排列，結(jié)字平正中寓奇崛，用刀爽利老辣，線條細勁，方圓兼?zhèn)洌辛孢z風(fēng)，為黃氏盛年佳作，不可多得。
黃士陵的邊款風(fēng)格，在清季印壇上也是不同凡響的，除了文辭雋永嚴謹之外，在技法上也不蹈故常，他曾學(xué)過鄧石如的雙刀行書款，又一度改用切刀楷款。后受六朝碑刻書體人款的啟發(fā)，遂以穩(wěn)健的推刀法變而出之，含蓄質(zhì)樸，結(jié)體尤見古拙錯落，在林林總總的印款藝術(shù)園地里獨標一幟。此次面世的四件作品中，“陽湖許鏞”與“愛畫工書能琴善病”二印皆作長款，“愛畫”一印邊款多達一百五十余字，“海昌羊氏傳卷樓所藏”與“翕懷”二印也各有十余字邊款，皆鐫刻精雅，可作微型碑版觀，亦可對黃氏邊款藝術(shù)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黃氏一生治印頗多，但由于其“湖海飄零”，原石星散四方，存世無多，此次能一舉匯集四方佳作，且貫穿其習(xí)印之初直至盛年不同時期，實屬機緣巧合，可遇而不可求，識者自當(dāng)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