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有關恩格斯的重要親筆信一通
信札一通一頁、舊照片一幀、函套一只
1881年作
17.5×11cm（信札）
著錄：
1.俄文版《馬克思年表》“1881年6月2日條”，莫斯科聯共（布）中央黨出版社，1934年。
2. 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版），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5年。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P184，人民出版社，1971年。
4.《馬克思年表》P647，弗·阿多拉茨基主編，人民出版社，1977年。
說明：
上款人為馬克思的美國友人斯文頓（John Swinton），斯文頓系著名報業出版人，美國工人運動的支持者，其于1880年在英國拜訪馬克思。此信由將去美國的列甫·加特曼轉交斯文頓。
信中不僅提及恩格斯，探討了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現代土地制度改革運動人物亨利·喬治、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等人的著作。還提到馬克思妻子燕妮的危機病情，燕妮在數月后去世，馬克思也于同年身患重病。
附馬克思大幅舊照片一張，為馬克思當時隨信贈予上款人，并稱是他“手邊僅有的一張照片”。
《1881年6月2號馬克思致約翰·斯文頓的一封信》
此信乃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導師、歐洲古典哲學與經濟學的綜合批判者馬克思的晚年筆墨。馬克思晚年貧病交加，1881年前寫完《資本論》第二卷第八稿之后幾乎不能進行長時間的寫作，直至兩年后去世沒有文章或著作問世。但馬克思晚年堅持閱讀，并與友人通信討論相關問題，因而他的晚年思想只能通過來往書信才能得以窺見。不過馬克思對外的書信聯系也不斷減少，要想了解馬克思的晚年思想，他的每一封信件都顯得非常重要。
具體來說，這封落款于1881年6月的信件是馬克思委托哈特曼從倫敦帶給美國進步人士約翰·斯文頓的。斯文頓是美國著名記者、《太陽報》主編、《約翰·斯文頓周刊》創始人。斯文頓曾在英國倫敦采訪馬克思，訪談即發表在《太陽報》上，隨后馬克思一直與他保持聯系，這封信就是目前所知的馬克思致斯文頓的兩封書信之一。
馬克思早年著述頗豐，26歲便寫出了引領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驚世巨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但一年之后，馬克思就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及《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自己的第一次經濟學哲學研究展開了內在批判，這標志著馬克思開始建構其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但其經典理論何時建構完成，以及晚年馬克思如何看待其前期思想歷來是馬克思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這封信向我們清晰的表明，寫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答普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在他花費數十年寫出了《資本論》這一曠世巨作之后仍然得到了馬克思自己的高度肯定，認為當年他對李嘉圖的激進派學生的批判不但適用于批判普魯東寫于1847年的《貧困的哲學》，而且適用于信中對斯文頓提及的亨利-喬治1880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 The Remedy, New York, 1880.本書給作者帶來了極高的榮譽，并被賦予社會主義色彩，其中提出的“單一稅”目前在國內仍被經濟學界廣泛關注）。
但正如張一兵教授在《回到馬克思》中所言，“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對這本論著予以足夠的理論關注和深入細致的文本解讀”（《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72頁）。此信不但表明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思想中“決定性的東西”在《哲學的貧困》中已經成熟，而且非常具體的又一次提醒我們，馬克思早在1847年批判普魯東的時候已經對平均社會主義者做出了深刻批判：他們不理解現代社會中財富與貧困同時在積累的歷史根源，卻試圖“通過地租共有”來消除資本主義壞的方面、保持其好的方面，因而只是想在“這個社會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礎上改造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117頁），也就是馬克思信中所說的試圖“拯救資本主義”。
“地租共有”是根據此信英語原文“the pub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rent of land”翻譯的，在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版“轉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這段文字被譯作“國家占有地租”，凸顯了我們之前對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理解是有歷史局限性的，這封信讓我們意識到馬克思不但不贊成通過“國家占有地租”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端，而且不贊成“地租共有”這個概念本身，因為地租只是利潤即剩余價值的一種轉化形式，“地租共有”只是在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的前提下讓資本主義剝削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完善化。但“地租共有”正是李嘉圖式的社會主義者，比如湯普森、霍吉斯金、布雷及亨利-喬治診治資本主義危機的不二藥方，而更有意思的是，孫中山先生曾經也十分推崇亨利-喬治的地租單一稅理論，且把他和馬克思一起當作自己的“平均地權”思想的一個來源。然而，看了這封信之后，我們不得不說孫中山先生把兩個思想對立的人引以為同道是歷史性的誤會。
信中提到的普魯東是法國著名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其《什么是所有權？》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贊賞，但在與馬克思徹夜長談黑格爾哲學之后，試圖將黑格爾辯證法用于經濟學研究，以便把經濟學諸范疇納入到一個矛盾性的范疇體系之中，做出一個黑格爾式的經濟學之邏輯體系，其思想結晶即《貧困的哲學》一書。
普魯東原書全名為“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即《經濟矛盾之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中譯本為了凸顯其與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對立，遂省略了主標題，以副標題稱之為《貧困的哲學》。這略有不妥，因為普魯東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經濟范疇體系化，順便對貧困問題做出“哲學”研究。而這正是馬克思所要反對的，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經濟范疇只是人們對經濟生活的反映，但在普魯東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范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因此既然他把這種抽象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并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歷史地出現的社會關系及其概念范疇永恒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141-143）。
普魯東把這本書送給馬克思的時候，特意囑其多加批評。馬克思閱后，先給另一好友安年柯夫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其強烈不滿：“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方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7卷，1972,477頁）這八個“一定的”定語突出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方法論特征，即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分析原則。正是在這種強調歷史性、特定性與暫時性的辯證法思想的指導下，馬克思隨后立即寫出了一本針鋒相對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以示反諷，詳盡的展開了他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對普魯東的批判，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中的“決定性的東西”，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基礎（詳見張一兵《回到馬克思》2009年版，453-495頁）。
正是從批判普魯東開始，馬克思進入了對古典經濟學的全面批判，其理論結晶是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此書中，馬克思完成了對英法古典經濟學的綜合批判，用商品及勞動的二重性理論解決了李嘉圖學派的勞動價值論面臨的矛盾，即勞動與資本的交換是否符合勞動價值論的問題，以及如果勞資交換是符合勞動價值論的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即純利潤何以可能的問題。正如前文所言，馬克思去世前兩年的書信印證了，這一開創性的著作基于自己將近三十年的經濟學研究，與自己早年的思想多有不同之處，并受到了自己的批判，但他寫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卻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建構中得到了回顧性的引用，因而肯定了其較高成熟度與理論價值。這也意味著馬克思雖然總是在批判自己的思想，但他也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自己過去的思想，而是在變化中保持著自身獨特的思想。
馬克思在副信中提到的Viereck，在傳達馬克思對斯文頓的美好祝福時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弄混了，而且已經犯過了類似錯誤。這或許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始人，他們之間沒有某些西方學者所認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否則，他們的朋友就不會把他們“混淆”為對方。
（本文作者劉懷玉教授 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