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結束長達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指導舊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先河，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未有之變局。值此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特推出孫中山紀念專場，用歷史實物見證孫中山一生的革命歷程，以志紀念。
▲2016西泠秋拍
孫中山（1866～1925）、胡漢民（1879～1936）、孫科（1891～1973）、林長民（1879～1925）
等與全體福建同盟會珍貴大幅合影
30×24cm（卡紙）
約1912 年作
孫中山誕生于內憂外患的中國，聽著天平天國的故事、接受一定的西方教育長大，親身經歷和感受著列強的壓迫、政府的腐朽以及洋務派的富國圖強，其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出場，就是在1894年6月，甲午戰爭之初，至天津上書李鴻章。然而，煌煌八千言的《上李傅相書》盡管刊于《萬國公報》，卻未能引起忙于對日作戰規劃的李鴻章的注意。
同年，失意的孫中山再次來到檀香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宗旨，創建中國近代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拉開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序幕。從此，孫中山或在前線指揮，或在幕后統籌，或以精神感召，指導了廣州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云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等十余次屢仆屢起、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終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滿清政府。
▲2016西泠秋拍
孫中山（1866～1925） 罕見親筆簽名照
照片 一幀
30×23.5cm（卡紙）
約1923 年作
識文： 星槎旅長惠存。孫文。鈐印：孫文之印（白）
說明： 此為孫中山贈下屬親筆簽名照，照片碩大，極為罕見。
廣東大元帥府衛戍司令部少將參謀長兼第二獨立旅旅長李文漢上款，時在1923
年左右。上款人追隨孫氏多年，曾參加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討伐陳炯明的東征
之役等。
照片中孫中山著陸海軍大元帥制服。查孫中山于1923 年2 月在廣州主持設立最高軍政機關陸海軍大元帥府。當時，孫中山業已開始與蘇聯、中共合作，著手改組國民黨，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期間尤其值得注意者有三：
一為1896年倫敦蒙難。自1895 年廣州起義失敗、多年好友陸皓東等人犧牲后，孫中山即遭當局通緝，被迫遠走海外。當其于1896 年抵達倫敦時，不幸被大清駐英公使龔照瑗所誘捕，后得力于其早年老師、原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James Cantline）等人的奔走始得脫身。此役孫中山雖遭遇性命之憂，在脫難后卻因禍得福，其蒙難和革命事業引起國際范圍關注，使其一舉成為西方公認的中國革命領袖。同時，由此產生的名人效應促成孫中山結識一系列西方進步人士，豐富和完善了其三民主義思想。至1897年離開倫敦時，三民主義思想已基本成型。
二為1905 年組建中國同盟會。中國同盟會是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統一的全國性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1905 年之后的革命活動多由同盟會指揮和參與，其機關報《民報》（章太炎等主編、胡漢民等執筆）曾與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主張保皇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使得革命益發深入人心，而且絕大多數孫中山的革命同志，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均在同盟會大旗下團結在了孫中山周圍。
三為1911 年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由黃興實際領導，距離武昌首義僅六個月，被孫中山稱為“啟武漢之先聲”，“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其影響之大、犧牲之重，居歷次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之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事跡，至今代代相傳。
▲2016西泠秋拍
鄭祖蔭（1872 ～ 1944）題跋 民國元年與林森、潘祖彝在京合影
照片 一幀
1912 年作 18.5×13cm
說明： 此為民國元年（1912 年）林森、鄭祖蔭和潘祖彝在北京合影一幀，有鄭祖蔭正反兩次題跋，殊為難得。
照片中三人均系福建籍同鄉，且為多年同事，共同參與辛亥革命和組建國民政府。其中，林森時任參議院議長。
潘祖彝（1883 ～ 1946），原名善慶，字竹孫，號訓初，筆名潘谷公、潘谷神，改名祖彝、祖詒，福建建甌人。林森友人，同盟會會員，民初福建省參議員，曾參與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參加李大釗等人領導的“三一八”運動，任《閩報》和《福建民國日報》主筆、中山大學教授。
▲2016西泠秋拍
宋慶齡（1893～1981）致外國友人簽名照及英文信
說明： 1945 年11 月8 日， 宋慶齡從重慶返回上海，住進位于徐家匯的恩理和路（HenriRiviere，為今桃江路）45號，11月20日即給友人寄出此信及單人玉照。在信中，她飽含深情地表達自己的心境：“當我心中有煩惱的時候，總是在音樂中尋求慰借”。
▲2016西泠秋拍
李鴻章（1823 ～ 1901） 《馬關條約》談判期間受贈懷表
懷表 一枚
5.5cm（直徑） 12.5×16cm（木盒）
1895 年作
銘文：李鴻章閣下惠存，乙未年于馬關。
鑒藏印：紙氏所藏（朱）
說明： 此為李鴻章上款懷表一只，1895 年《馬關條約》談判時，由日方代表親手持增，并刻銘文。是甲午戰爭的最佳歷史見證物之一，見證了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中日實力及世界對中日二國認識的反轉，預示著此后五十年中國不斷反抗日本及其他諸列強侵略的歷史。
附木盒，盒內鈐朱文印“紙氏所藏”一方，并注明“李鴻章閣下懷中計時”。
1895 年，甲午戰爭中中方最主要的參戰者和指揮者李鴻章，作為清政府全權大臣，親自前往日本直面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敗，參加《馬關條約》談判。年邁的李鴻章在此行中備受屈辱，且在春帆樓遭遇刺殺，其經歷極為可憫。
孫中山早年曾上書李鴻章昌言改革，后又寄希望于李氏轉向革命。
▲2016西泠秋拍
孫中山（1866～1925） 行書 治國格言
紙本 立軸 94×22.5cm
說明： 周鼎培舊藏，委托人直接得自其家屬。
附周鼎培、趙浩公合作繪畫《桃花幽禽圖》一軸。
周鼎培（1899 ～？），廣東肇慶人，父周士瑛是清代的國學生，受五品頂戴，任廣西補用巡檢。
周鼎培畢業于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后任鄒魯秘書，協助其籌建中山大學，并一直在中山
大學任教。同時雅好書畫，為廣東省美協會員，與關山月、黎雄才等人為摯友。
當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大張旗鼓地采取行動時，清政府因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再次遭受沉重打擊，盡管進行了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等努力自救，但改革為時已晚，又不夠深入，不得人心之余，若干措施又不僅嚴重加重百姓負擔，更激起搶米風潮、保路運動，導致辛亥（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一發不可收拾。最終，享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大清王朝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以張謇等人為領袖的立憲派和以袁世凱為核心的北洋軍閥“共謀”之下轟然解體。
武昌首義后，湖南、四川、上海、浙江等十數省奮起響應，遠在海外的孫中山于當年12月下旬歸國，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登上了其一生權力的巔峯。之后，孫中山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進步的法令，并頒布帶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歷史產生深遠影響，卻在成功促使清帝退位后卻被迫辭職，讓位于袁世凱。其讓位原因，則可從孫中山、袁世凱兩方面來觀察。
在孫中山方面，則不妨以一批孫中山上款并舊藏的辛亥革命當年、民國元年（1911、1912）信札和文獻為例。在其中，主持北伐的陸軍部長黃興寫長信給孫中山，請求其主持繼續印發軍用鈔，并“輔以現金為前敵兵站設立數兌換所”，以維護“政府之信用”，保證“軍隊不嘩潰”，是為臨時政府財政緊張、北伐不利；被選為臨時交通部長的湯壽潛同樣寫長信給孫氏，說明其請辭臨時政府交通部長任命的原因，是為立憲派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之間尚有分歧，未能通力合作；魏源之孫魏勖則致信講述北京兵變和遷都北京事宜，反映出孫中山等遭遇強大的國際勢力壓迫和輿論壓力，遑論還需應對強大的北洋軍閥及袁世凱的陰謀；其他則有黃花崗烈士黃鶴鳴、馬侶、周華家屬領取救濟米的簽條，以及辛亥革命功臣及親歷者請賞、請求撫恤的信件，是為內政繁復。因此，在內憂外患中，孫中山等人選擇了妥協。
黃興（1874～1916） 致孫中山有關北伐的重要信札，辛亥革命前后（1912 年）
湯壽潛（1856～1917） 致孫中山有關辭去交通部長任命的重要信札，上有孫中山親批，辛亥革命前后（1912 年）
劉學詢（1855～1935）致孫中山有關杭州西湖劉莊被革命君占領的信札
▲2016西泠秋拍
孫中山（1866～1925）批，黃興（1874～1916）、湯壽潛（1856～1917）、陳錦濤（1871～1939）、劉學詢（1855～1935）、唐浦珠（？～1912）等書
辛亥革命前后致孫中山重要信札一批
信箋二十七通八十五頁（帶信封二十二枚）、附件一批
1911、1912 年作
說明： 孫中山上款并批覆。均作于辛亥革命當年、民國元年（1911、1912 年）。內容圍繞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北京事變、北伐、南北議和等一系列當時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關乎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內政、外交，且數量近百頁之多，是近年市場中最為重要的辛亥革命文獻。
作者包括孫中山、黃興（陸軍總長）、陳錦濤（財政總長）、湯壽潛（浙江督軍）、宋以梅（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唐浦珠（革命烈士）、劉學詢（杭州劉莊所有者）、魏勖（魏源之孫）、溫家駿（溫生才烈士族人）、譚瀛（廣東瀛字敢死軍混成協軍長）、馮椿源（籌餉員）等眾多辛亥革命功臣和親歷者。
這批文獻的內容、性質、形式，均與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之藏檔聯系密切，當即為同一來源而散出者。其來源亦同故居收藏，當為孫中山卸任后從總統府帶出者、卸任后收到者，以及胡漢民、汪精衛等提供者等。舉例言之，如劉學詢向孫中山申述其劉莊被革命政府抄沒一事，亦見于《孫中山藏檔選編》第206頁“杭州西湖敝莊被抗軍政府沒收”一信中；《藏檔》一書載有陳元升等呈廣東督政府《委辦廣州府屬沙田稅務節略》、《整頓鹽務辦法節略》，其呈孫中山原文則存于本標的中；又《藏檔》收魏勖1912年3月2、4、17日致孫中山信札，期間的3月6、7、9日信則在此標的中，且二者內容連貫，多在討論北京兵變為袁世凱陰謀，極力反對定都北京。
文獻按內容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一、北伐。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為推翻清政府、建立全國性質的共和國，北伐即被提上日程，由孫中山、黃興親自主持。本標的中黃興致孫中山信即作于其主持北伐之際。當其“得財政部信”，知曉“軍用鈔票暫停止不發”后，迅即致信孫氏，請孫氏主持繼續印發軍用鈔，并“輔以現金為前敵兵站設立數兌換所”，以維護“政府之信用”，保證“軍隊不嘩潰”。與此同時，對光復廣州有功的廣東瀛字敢死軍混成協軍長譚瀛則向孫中山反映因粵省不納其軍，使其北伐之志受沮，并申訴時任廣東省代都督陳炯明“私心存厚薄于陳都督自己所部”，“對于民軍方面種種不肯維持”，請求將其軍“電調赴寧以供驅策”。
二、財政。臨時政府成立后，練兵、北伐、建設、行政，在在需錢，以至財政問題成為當局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對這一問題的關切，亦明顯體現于此文獻中。查，除前述有關沙田稅務、鹽務信札外，本標的尚有宋以梅提倡創立廣東銀行、張鼎勛提倡創制器械、馮椿源自薦總理債券等信札，以及中華民國拾圓金幣等，均系當局財政緊張之明證。
三、封賞、任命和撫恤。但凡新王朝建立，總要對有功人士和政府官員進行措置，民國自不例外。在這批文獻中，既有湯壽潛寫長信、提出二疑七不可請辭臨時政府交通部長任命，也有曾與胡漢民、何克夫共事的革命志士鐘福祥為部下請賞，并有著名烈士溫生才之族人請撫恤其家屬，還有反正的胡瑛請求經濟資助以備償債后北上任職。而尤其令人感動的，則是黃花崗烈士黃鶴鳴、馬侶、周華家屬領取救濟米的簽條。
四、華僑和外交相關。華僑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最大助力之一。而臨時政府成立后，其轄區內的外交事務自由新政府來主持。值此之際，秘魯利馬中華愛國會總理李介平除捐款外，復派華僑回國效力；曾伯植、徐建業則籌組華僑自治權利會，維護華僑權益；原隸屬于清政府的上海公共租界會 .公堂向民國政府歸誠，原有官員關炯等在改換頭銜后在新政府旗下效力。
此外，尚有陳錦濤致孫中山信，錫金軍政分廳財政部致總理官封，湖北省全省自治籌備處致黎元洪信札等，記錄了孫中山的個人生活及其對朱卓文之信任，乃至無錫、湖北等地辛亥革命后的情形。
在袁世凱方面，其原因可從閔爾昌、卞孝萱遞藏的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凱上款書信、電報中見出。當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解職、閑居河南洹上時，與其來往者包括張謇、張錫鑾、那彥圖親王、大隈重信等中外重臣，可管窺袁世凱歷年支持新政、編練新軍累積起來的聲望之隆；當辛亥革命爆發時，又可見段祺瑞、馮國璋、段芝貴等從武昌起義前線發給袁世凱的電報和地圖，可見其對北洋集團的強大控制力。因此，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以德高望重、實力雄厚，在當時被大多數人認為是統一南北雙方的最佳人選，甚至連孫中山、黃興等亦一度為袁氏所矇蔽，而種種試圖限制袁世凱權力的措施亦悉數以失敗告終。
后續的歷史無疑表明這次權利轉移是一個巨大的錯誤。袁世凱先是刺殺宋教仁，后又走上復辟稱帝的道路，使得卸任后矢志于實業的孫中山先后掀起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努力保護辛亥革命的成果。
袁世凱去世后，北洋軍閥四分五裂，直皖戰爭、直奉戰爭、府院之爭、張勛復辟等，使得中國民不聊生，孫中山復先后進行護法運動、第二次護法運動，捍衛《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統。
逮至陳炯明叛變之后，孫中山正式與蘇俄、中共開展合作，改組國民黨，召開國民黨一大，提出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開啟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最終，1925 年3 月12 日，孫中山在應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邀北上共商國是時逝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號召，鼓勵后來者繼續為國家的前途而奮斗。
